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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非常慎重，在阿桂等人折尾批谕：

    ‘窦光鼐不过欲见长，又无决断，又顾颜面，然总无他，何妨多语?‘他对窦光鼐的性情和心态未必把握得很准，但在全案最吃紧之处--黄梅勒派一事尚未搞清楚以前，皇帝还不打算封杀窦光鼐，因为他对官官相护的痼疾了解得太深了。

    包括窦光鼐在内的浙省上下几乎所有人翘首以待的海成调查组也从平阳返回了杭州。海成向阿桂、曹文埴、伊龄阿以及窦光鼐报告：

    六月三日至平阳县，随即于县城四门张贴告示，称如前任知县黄梅有勒索加派情事，许士庶人等据实检举揭发。自初三日起至初五日，调查组成员每天亲至县堂，坐等接受呈状，但三天过去了，竟然没有一个前来告发之人。

    海成惟恐有书吏衙役拦阻恐吓情弊，当即传集该县秀才监生邱云彩等二十五人以及城乡地保书役等多人，隔别询问，都说前任知县黄梅实无勒派之事，并各自出具本人签字画押的保证书。至于黄梅母死演戏一事，询之该县书役，都说其母生日演戏贺寿，一时痰壅，恰于演戏之夜猝死。海成调查组的工作做得如此深入细致，还有何说?

    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三日，阿桂与曹文埴、伊龄阿再次联衔奏报，许维再次拒绝联衔。

    乾隆认为可以作最后的判断了，于七月三日通过内阁向国中臣民公开宣布，经阿桂等严密访察，窦光鼐所参平阳县勒派等款并无其事；至黄梅母死演戏一事，亦属误听人言。这件明发谕旨并没有指责窦光鼐误参黄梅勒派累民，但对他未经确细访查，即以无根之谈，污人名节的荒唐之举，则予以训斥，并令他‘据实明白回奏‘。

    被逼到死角的窦光鼐，曾想过颟顸引咎，息事宁人，回想一生坎坷，确实到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时候了。但每每思虑及此，使他感到一种痛彻骨髓的疼痛。

    为什么有些人竞能一手遮天，颠倒黑白?为什么自己偏偏要违心地屈从这铁桶般的沉闷、黑暗和高压?

    激愤之下，窦光鼐曾跑去拜见钦差大学士阿桂，说海成调查不实完全是受到地方官的蒙蔽。他甚至质问阿桂，黄梅赃款累累何以不从重办理?

    阿桂慢条斯理地反问，你拿得出证据吗?

    窦光鼐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意识到大大小小的官员已经有意无意地联起手来，一致要坐实自己误参黄梅之咎以完案，这郁结胸中已久的不平之气如何咽得下?

    窦光鼐受此刺激，回奏的口气十分强硬：

    阿桂上奏的根据是海成的访查报告，海成则为地方官所蒙蔽，未能查出实情。

    而平阳县令黄梅屡经揭参勒追，仍敢抗不弥补，就是母死丁忧离任，也不过缴银三千九百余两以搪塞，为什么他有恃无恐，抗玩一至于此?原因就在于，上面总是说查办，而实际上并不动真格的严查，结果必然是，愈查办亏空，而愈使人不畏亏空。更有甚者，黄梅勒派勒借大触王法之行径，温州知府竞视若罔闻，从未揭参。钦差派出调查组亲赴平阳，各级地方官以至胥吏衙役利害相关、俱荣俱损，焉有不通同掩饰之理?他们串通一气，千方百计勒阻乡民上告，而富户各爱身家，畏惧报复，谁敢出头向海成具控?

    窦光鼐回奏给乾隆折子所讲的道理固然合情合理，但在黄梅究竟有没有勒派勒借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根本情节上，他无法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而有没有这个证据，恰恰是全案翻覆之关键所在。如能坐实黄梅勒派勒借，则不仅黄梅罪至大辟，其各级上司难逃扶同欺隐、有心蒙蔽之罪愆，就是以阿桂为首的钦差大臣及其派出的海成调查组也都难辞回护劣员之咎，而窦光鼐顽固偏执，晓晓置辩，污人名节，袒护劣衿，等等，也都会归于性格与作风的缺陷而无足深论。

    反之，不能坐实黄梅勒派勒借，从阿桂到黄梅，整个浙省官僚阵营会岿然不动，失败者只有‘误参‘黄梅的窦光鼐及其幕后支持者许维二人而已!

    在许维的反复劝说下，窦光鼐意识到自己已被逼到退无可退的死角了，或者束手就擒，俯首就戮，或者按许维所说的豁出老命，亲自到千里之遥的平阳取证，还有望绝处逢生。于是在与许维的联名奏折上写道：

    “若畏难而颟顸引咎，令贪黩之员无所畏忌，则吏治将愈不可问矣!故臣浙江提学使窦元调，臣浙江布政使许九衡谨具折恭奏，待臣二人亲赴平阳查核确实，再行回奏。‘

    终于按照许维的安排，窦光鼐再次秘密前往平阳县，而许维也尾随着老窦去了平阳。毕竟联名折已上，二人已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逃不掉。

    窦许二人采取的骇世惊俗的举动，在有清二百六十八年历史上不能说绝无仅有，肯定也是极其罕见的，也终使得黄梅一案成了乾隆朝末期的大案要案之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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